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老话题。由于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结构调整的方向、任务和重点则各不相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结构调整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在2009年取得保增长的成功之后，进入2010年，怎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
扎扎实实发展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的本质是非物质性，直接以钱生钱，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价值运动体系。
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除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失误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在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下降，投资实体经济利润下降。
关于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有这样一种判断，即新世纪[41.25 1.85%]以来，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不足，特别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使发达国家的IT产业进入以调整为主的新阶段。
最近几年，IT产业也没有更新的技术和更成熟的产品投入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生物工程技术研发成果大多数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引领一轮新的科技革命。
另外，尽管奥巴马提出绿色能源新政，并把新能源技术作为战略性产业，但至少目前，它对于缓解美国经济危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由于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不足，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于是进入华尔街的资本投机市场，以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投机，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虚拟经济发展很快，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我国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可以得见，我们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既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要防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
在中国的现阶段，仍然必须要扎扎实实地发展农业、工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这是中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先进制造业仍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就业压力，决定了目前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还不可能完全退出或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又不能长期停留在主要依靠比较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结构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实体经济而言，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上不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下降，被成本更低的商品所替代。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虽然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和发达国家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依然存在，但我们应看到，长期完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有很多局限性。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等西欧国家出口工业品，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各国交换农副产品，认为这种交换对双方都有利，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理论产生的经济背景。东欧早在历史上也主要以提供农产品[13.88 2.51%]和手工艺品为主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进行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互会，东欧国家提供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与苏联进行产品交换。现在，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虽然也是欧盟成员，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显著落后于西欧国家，它们的产业结构高端升不上去，低端优势已经丧失。
中国劳动力成本在逐渐上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把平均关税降到8.9%，加入WTO时的承诺已全部兑现。与此同时，加入WTO后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促进我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时代也已经结束。
我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资源密集型行业受到原料涨价的压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遭遇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及日元升值的压力，虽然这种负面影响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但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导转向汽车、电子、半导体、家用电器等附加值高的产业为主导，这样，即使在日元升值等不利条件下，它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依然能够保持。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德国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比美国、法国和英国要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产品在国际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在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升整个工业的竞争力。
结构调整如何着手？
中国的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二是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
一、必须淘汰落后产能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新建项目从局部看，可能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但从全局考察，这些新建项目投入生产后，并不能增加新产品的供给。而是进一步加剧一般性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还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企业，扩大需求不可能救活所有企业。
二、生产要素必须集中化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必然趋势，尤其是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火力发电、主要建筑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造纸等行业，应当促进生产要素的集中。
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重化工业，如发电、石油化工、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等行业，大企业的技术经济水平要高于中小型企业。我国发电用煤消耗，全国平均为380克/千瓦时，而采用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机组的煤耗平均为320克/千瓦时。如果全国都能达到大型发电机组的技术水平，一年就可节省20%的发电用煤。
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民营企业要进入并做大这些行业，需要解决生产关系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从家族独资形态转向资本多元化和社会化，这样才能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矛盾，以适应基础产业因技术构成所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客观要求；二是在资本多元化、社会化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必须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信任不具有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的外聘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委托代理制来克服家族治理与资本社会化大型企业间的矛盾。
三、必须加强生产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
结构调整还需要推进中国的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资源密集型行业要做大，加工制造业企业要做小，发展产业集群，龙头核心企业以研发、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为主，众多专业化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加工组装型产业的规模效益。
同时，隐含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要进行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实现，将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企业办社会功能分离出去。第二次分离是要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企业经营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由于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减少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
四、必须建立有利结构调整的机制
保证市场机制仍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即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价格杠杆和利润率调节企业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要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即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运用税收与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方向，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1月3日，神华集团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合建的煤化工项目奠基。项目初步确定投资100亿美元，将形成年产332万吨甲醇、122万吨甲醇制烯烃生产能力，目标是成为世界单体最大的煤化工项目；10月19日，山西安泽县“532”煤化工项目签订协议，总投资102.5亿元，建设包括年产500万吨煤矿，300万吨甲醇、200万吨二甲醚项目，目标是成为全国最大的煤化工项目；中煤能源集团和中国石化等企业联合投资建设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年产480万吨甲醇、300万吨二甲醚项目，总投资210亿元，预计将于2010年建成投产，目标是成为全国最大的二甲醚基地。其他规模稍小一点的项目自然更多。
尚未真正走出低谷，但产能过剩已经显而易见。按照目前各地开工建设的产能计算，专家预计到2010年，国内甲醇产能将超过3000万吨，二甲醚总产能将超过1580万吨，而2008年国内市场二甲醚的需求量仅为216万吨。与此同时，煤制天然气掀起了更热的投资狂潮，去年以来，已有千亿元资金投向煤制天然气领域，而这个领域目前仅仅还在项目示范阶段。
政绩当前“堵”而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屡次对疯狂的煤化工项目泼冷水。今年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轻工业和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煤化工项目。5月，《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出台，规定今后三年将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电石等煤化工项目，原则上不再安排新的煤化工试点项目。8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其中，包括煤化工在内的六大行业被明确列入重点加强指导的名单。
在一次次的堵截中，煤化工的疯狂投资真的停住了吗？没有。在一系列限制煤化工传统产能的政策出台后，近期上马的项目不但纷纷打出新型煤化工的旗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尚未完全回暖，煤化工初级产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其实，这个事实，企业和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其犹如飞蛾扑火一般，知其不可而为之，自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国“多煤少油缺气”，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石油替代战略，发展煤化工也是符合国情的长远之举。煤化工产业投资强度大，拉动GDP效应明显。而且除了项目本身巨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外，还能以此为龙头，带动区域内化工产业上、中、下游的全面发展。因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绩压力面前，各地各企业上马或扩产煤化工项目的热情高涨，尤其是倚重煤炭发展经济的地区。
此外，有些项目前期已经投入很多，虽然产能过剩的风险近在咫尺，但如果就此停住，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亏损”，而不是尚有一线生机的“套牢”。于是，有项目相关负责人这么说：“趁着现在形势好转，地方上又支持，得赶快上！”
转换视角“疏堵”同行
几千年前，鲧用堵的方法治水，一事无成；而大禹用疏导的方法，则能驾驭凶猛的洪水，让它乖乖地化害为利。
同理，对待堵不住的煤化工产业，疏堵同行或许更加现实和有效。我国石油资源紧缺，2008年对外依存度高达51%，发展煤基石油替代产品，对于提高石油安全保障能力十分必要。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攀升，煤制甲醇、煤制二甲醚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价格优势也日益凸显。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应在严格控制煤化工产品产能规模的同时，抓住近期国际油价回升的契机，运用政策杠杆加快煤化工初级产品的“燃料替代”，从而快速消化业已形成的过剩产能，推进我国能源替代战略的实施。
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车用甲醇汽油”可作为破解煤制甲醇产能过剩的一个突破口。据悉，目前国内已有山西、陕西、黑龙江、福建等正在试点推广甲醇燃料。其中，山西是国内最早开展甲醇汽油产业研究和推广的省份，已从“试验示范阶段”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截至2008年底，山西销售甲醇汽油60余万吨，消耗甲醇20余万吨。
但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不明朗，产业立项政策和甲醇汽油的国家技术标准出台滞后，各地只好根据自己的情况各自为政，造成各地甲醇汽油质量参差不齐。虽然目前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车用燃料甲醇》和《车用甲醇汽油(M85)》国家标准已经出台并正式实施，但甲醇燃料的推广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甲醇汽油如何进入流通主渠道、甲醇储备库、甲醇燃料运输管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行业标准也需要配套出台。
相对于车用甲醇，二甲醚的“燃料替代”推广更为艰难。二甲醚作为民用燃料气，其储运、燃烧安全性和预混气热值及理论燃烧温度等性能指标均优于石油液化气，可作为城市管道煤气的调峰气、液化气掺混气，也是柴油发动机的理想燃料，但至今却面临着配套措施不完善、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环节衔接不好等“瓶颈”制约。
前路艰难，但一旦成功，将两全其美。按目前我国每年的汽柴油消费量2亿吨计算，如果掺加5%的甲醇，就需要1000万吨甲醇。如此这般看待，煤化工虽在寒冬，春天其实也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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